集团化办学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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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产生的高等教育新类型,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被人誉为中国最大的和谐工程和扶贫项目。但是,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被高职界自身“热炒”的浮华,广大民众的认可度不是很高。如: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不同步;管理能力与内涵发展需求的不同步;多元化的目标、结构体系和投入机制的不完善;互通式立交桥还未构架完成;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任务艰巨;特色专业、课程、双师型师资队伍、生产性实训基地四大建设任务异常繁重;高职院校在更好引领“三农”、服务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还缺乏富有成效的措施;高职教育发展、改革、创新的道路还十分漫长。

为有效破解这些难题,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积极探索。组建职教集团,走集团化办学发展道路成为有效途径。从九十年代河北省整合县域资源,组建县级职教中心开始,到目前全国职教集团方兴未艾,大有燎原之势,形式各异、途径不一、类别丰富,真正为高职教育搭建起了一个宽广的产学研结合的发展平台。实践证明,集团化发展模式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合理途径,是沟通校企联系、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举措,是促进高职院校跨越发展的科学战略规划,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探索,也体现着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股重要时代潮流。

应该说,集团化办学回答了高职教育谁来办?谁受益?怎么办?办什么?等等问题,探索形成了一个学校、行业、企业、社会广泛参与,共同搭台、共同唱戏、共同受益的有效机制与体制。

总览目前高职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除政策壁垒问题外,大多数集中在内涵质量建设上,而高职教育自己的“单打独斗”成为症结之一。社会参与度与认同度不高,使质量提升成为“顽疾”,可治愈“顽疾”需要的企业、行业及社会各界的合作与支持却得不到有效保障,致使内涵建设举步维艰。

从历史渊源分析,我国现行高职教育中坚力量是依托各地重点中专学校,通过合并、重组等形式升格而成的高职院校。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启动了高校领导体制改革,有大量中专学校通过合并、升格,重组为高职学院,成为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领导体制也由过去的行业、企业管理划归为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克服了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重复办学、资源浪费的弊病,丰富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但是,这种“剥离式”的领导体制削弱了行业、企业对高职发展的支撑。由行业领导变为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虽然有利于规范管理,避免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但背离了高职的“职业”属性,不利于为生产一线培养高技能型人才。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类型,是在高等学校教育框架下,融入了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和实践五个要素升华而成的。把学校从这五个要素中“剥离”,却又要大力倡导“校企合作”,其实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表现,也是一种倒退。

组建成立董事会或理事会形式的职教集团,走规模化、集团化、连锁化办学模式,是从管理体制上回归高职教育的“职业”属性,弥补行业缺位,恢复行业话语权,也是回归高职教育办学本位的明智之举,是提升内涵水平的有效途径。

集团化办学是指政府、行业、企业、学校通过各种形式,借鉴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产业化规模,使教育、研发、培训、社会服务、生产紧密结合,实现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和集约化,使联盟各方利益共赢,共同发展,进而组成的以职业教育的教学、科研为主要活动的职业教育联合体。它搭建了多元化的组织形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信息共享等,使高职院校更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集团化办学大多是以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为龙头,以开设同类专业的中、高职学校为主体,以同类行业、企业及科研单位为依托,以区域优势产业为支柱,以专业建设为纽带,以实现资源共享为目的,组建起的行业性职教联合体,把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三者融为一体。这种模式涵盖了职业教育的多种类型和层次,包括高职与中职、职前与职后、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学历证书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形成了各级各类职业教育互相衔接、互相沟通、互为补充的职业教育体系,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客观要求,显示了集团化办学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在职教集团内部尝试探索五年制“三、二”分段,中、高连读等多种形式,为构建现代职教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集团化办学以一种博大的胸怀,为高职教育的发展搭建了一个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平台,让高职走出了自我欣赏的“象牙塔”,在不断获得社会认可的环境下,给高职院校提供了一个努力寻求和定位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而不断创新校企合作的办学体制机制,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制度保障,最终使高等职业教育能够“接地气”、“通人气”,从而真正“有底气”。从改革发展看,集团化办学也是提升高职教育质量的最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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