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伍重和他的“中国式教堂”

伍重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非常喜欢林语堂的作品,并将这种喜爱体现在女儿的名字“林·伍重”中。

国学大师林语堂曾在他的《吾国吾民》一书中写道:“哥特式天主教堂显示崇高的精神,而中国式的庙宇宫殿显示宁静清朗的精神……像柱子屋顶之属,它憎恶挺直的线条,而善于处理倾斜的屋面,又可见之于它的宫殿庙宇。”他描述了中国古代建筑承袭了书法之美,对古建筑里面的各种富有韵律的线条和元素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在数年之后,他旅美所作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带着他的满腔东方情怀风靡欧美,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字扎根在很多西方人的心中,并长出一树对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渴望与期待。在这些西方人中,包括丹麦建筑师约翰·伍重。

有着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约翰·伍重,曾经凭借悉尼歌剧院为世人所熟知。但在当时,因为他超前的建筑理念,使悉尼歌剧院的建造过程一波三折,甚至到最后政客的打压迫使他背负骂名,绝望地离开澳大利亚并不再愿意返回。

尽管悉尼歌剧院项目于1974年落成,但伍重直到离开人世都没有亲眼见到自己设计的这个20世纪的传奇建筑。而在他带着莫大的遗憾和惋惜离开澳大利亚回到丹麦之后,在首都哥本哈根市区北郊一个名为巴格斯韦德的非常平淡无奇的小镇上,他倾尽心血设计了一座生平的巅峰之作,被誉为“中国式教堂”的巴格斯韦德教堂(Bagsvard Church)。世人给予这座教堂非常高的评价,当代建筑史家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在《建构文化研究》这本著作中,一直强调巴格斯韦德教堂是跨文化的产物。

受家人和师长的影响,伍重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非常喜欢林语堂的作品,并将这种喜爱体现在女儿的名字“林·伍重”(Lin Utzon)中。除了林语堂外,另一个对他的设计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大师则是梁思成。

1959年,伍重第一次赴远东研究中国建筑的营造方法,与梁思成对营造法式进行了探讨,并接触到《营造法式》这本中国建筑法典。这部法典说明如何按照一定的木构法则将标准的构件连接起来,形成变化丰富的建筑类型。这对伍重后来的建筑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20世纪60~70年代,哥本哈根因为新社区的快速增长,举办了许多竞赛向社会征集方案修建服务城市居民的社区教堂。这些竞赛催生了各种现代主义的新教堂,而巴格斯韦德教堂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的。这座教堂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丹麦教堂建筑的代表,也是伍重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他毕生最成熟的思想。在设计中他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将东方传统文化特质抽象成艺术化的建筑要素的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某个闲暇的周末,我有幸放下手头的工作,乘火车来到哥本哈根的远郊,亲自感受这座跨文化建筑的典范。

教堂坐落在一块长约100米、宽近40米的基地上,四周环绕着宁静的居民区。与有着高耸的山墙和尖塔的传统教堂不同,巴格斯韦德教堂没有任何夸张的形式感,如同一个非常朴素亲和的白色石棉板盒子带着一丝简约和谦逊坐落在场地中央。如果不是因为周围的指示牌,很多匆匆而过的路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座教堂。

为了回避嘈杂的城市主干道,伫立的封闭石棉墙构成了教堂的主要立面,墙面带着浓重的现代设计风格,形制上则有着中国传统江南的阶梯式风火山墙的韵味。

沿着石棉墙在长排的桦树树荫下行走到一个半开放的院子,这便是教堂的主入口。由树丛、原木格栅和山墙环抱着的这座院落,散发着一种非常内敛的宗教场所特有的静谧而神圣的气息,吸引我走进其中。

推开带着格栅的木门,我看到狭长的门厅,穿过满是木格栅的门厅就进入了一个白色的圣殿礼拜堂。这座不足300平方米的厅堂,上方是约16米高的波浪形屋顶。伍重曾经提到教堂的设计灵感源自“天空的云朵”,因此他在剖面上运用浮云与大地,对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檐与基座这两个要素进行了呼应和传承。他将传统的屋顶进行了演绎与创新,这些波浪形的多重拱壳,不仅模拟了云朵的形状,而且还能像云层一样反射光线。洒满阳光的云层顶端则演变为高开的侧窗,任由阳光直射进屋顶。白漆下是浇灌混凝土时遗留的木模板纹理,凹凸起伏的纹理和光线进行了互动,光影变化中流露出建筑的质感。

当我步入这个礼拜堂的时候,透过屋顶侧窗照射进来的光,经过波浪形屋顶的素白混凝土漫反射,四散而开。这些柔和的自然光倾泻在礼拜堂的各个角落,温暖、柔软。这时的我仿佛置身于苍穹之下,一种海德格尔提到的天、地、人、神四位合一的神圣感,油然而生。

丹麦这种高纬度的国家有着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白天经常只有几个小时的日照,而且时常阴云密布。作为土生土长的丹麦人,伍重有着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于光线非常敏感的特质。教堂的走廊顶端都覆盖着三角形的玻璃天窗,而室内的墙面也为白色,再加上礼拜堂中那种如同被云层反射之后的柔和光线,营造出平静而明亮的氛围。当我在教堂的礼拜堂和廊道穿行的时候,甚至觉得室内远比室外明亮。

传教及办公区位于礼拜堂东侧,通过廊道串联起来,这些廊道也是整座教堂的亮点所在。狭长的廊道两侧依旧是素雅的白色混凝土墙面,通向各个房间的门采用了浅色木门。而这些廊道上盖的采光极佳的天窗成为教堂最主要的光照来源。廊道在连接各个功能的空间,成为整个教堂内最主要的交通系统的同时,也围合出精致的院落。

庭院景色怡人,地上铺着粗糙的砂石,几棵老树点缀其间,简约而不失禅意。面朝院子的廊道采用百叶格栅的设计,不仅光影变化非常丰富,而且当我漫步在廊道时,可以透过格栅看到庭院中的别致景观。通过廊道,内外空间得以相互渗透。模仿重檐的多重拱壳屋顶,禅意的庭院,外置的廊道,对称的轴线,重复并列的房间……无论从平面还是空间的体验,这里处处都能找到东方传统寺院的影子。

教堂内由伍重的女儿林设计的织物也非常别致,她的灵感来源于四种自然界中常见的元素:北极星、谷种、太阳和野百合,并提取成了基督徒非常熟悉的图案编织进饰带、长地毯、帷幕之中,还有牧师的十字褡及唱诗班的服装上。

教堂随处可见的家具及灯具也都由建筑师设计。桌子和长凳采用了与百叶格栅及各个房门一样材质的浅色原木,保留了木头原始的纤维肌理。灯具的设计也颇为精美,平行于廊道的灯条由简约的灯泡排列组成,带来了一种简约的重复之美,而吊灯则和浅色的装饰一起,如同精美的挂坠一般悬挂在廊道的尽头。连覆盖在廊道顶端的三角形天窗也是来自威卢克斯这一知名的工业品牌。这些组成元素带着北欧特有的简约之美,成功营造出教堂内简约素雅的氛围,也是巴格斯韦德教堂被人津津乐道的室内空间艺术的成就所在。

由于正值周末,恰逢一个乐团在教堂里举行小型音乐会。听众多是周围社区白发苍苍的居民。让人动容的是,里面有不少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尽管他们出行不便,但却依然到场聆听。数十年来,这座教堂陪着他们走过成长的岁月。每周固定的祷告,每个月的几次教会活动,这里对于他们来说早已是一种情怀,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在来到这座教堂之前,我对它抱着莫大的期待,因为我从来不敢想象在万里之外的斯堪的纳维亚,会有一座中国式的教堂给来自东方的我这么大的触动。当置身于洁白的教堂聆听了音乐会之后,我真切地感受到伍重在设计中的那份源于遥远的东方文化却根植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日常生活的执念。这是一种超越了文化及时间的情怀,一直给予后人无限遐想。

在2003年,普利兹克奖组委会在伍重的获奖评语里这样写道:“约翰·伍重的触角遍及东南亚、中国、日本、伊斯兰的文化,以及其他很多的背景,包括他自己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遗传。他把那些古代的传统与自己和谐的修养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艺术化的建筑感觉,以及和场所状况相联系的有机建筑的自然本能。他总是领先于他的时代,当之无愧地成为将过去的这个世纪和永恒不朽的建筑物塑造在一起的少数几个现代主义者之一。”悉尼歌剧院作为伍重唯一一个世界级的作品,让很多人认识了这个丹麦建筑师。而作为一个建筑学子,我也如同很多的建筑师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属于自己的悉尼歌剧院能够在不远的将来降临。一生仅有一次辉煌,但这一次已是传奇。这句话便是伍重一生最好的写照。

“惟痴翁笔墨外皆有一种淡逸之致苍莽之气则全出天趣。不可学而能。故学痴翁者多失其真。余自童时以迄白首即刻意模仿。岁月虽相愈远曾未得仿佛万一。”伍重晚年在自己的著作《工作日志》中引用清代画家王时敏对元代画家黄公望的赞赏。寥寥数语,道出了他穷尽一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以及对自己潮起潮落的建筑人生的自嘲和自我人格的期许。

约翰·伍重是一位西方建筑师,他毕生都在为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对东方进行跨文化研究而不懈努力,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早已超过了建筑的范畴。尽管他很多的作品都只是伫立在他的家乡某个安静的小镇上,但这些杰作中的东方精神魄力,也定将一直延续下去,并给予后人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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